事情要从那辆银色的丰田凯美瑞说起。
那车不是我买的。
那车是迪拜一个巴基斯坦老哥转让给我的，车顶灯上的阿拉伯文我到现在都认不全。
老哥叫哈桑，在德拉那边的出租车公司干了七年，攒够了钱要回卡拉奇开服装厂。他把车钥匙递给我的时候说了句话，英文夹着乌尔都语，我勉强听懂了大概——兄弟，这车子认人，你好好对它，它让你发财。
我当时觉得这人在跟我扯淡。
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。
我叫陈默，福建福州人，三年前跟着劳务中介来了迪拜。原本说好去工地做电焊，一个月八千迪拉姆包吃住。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，中介拿着我们的护照不见了人影，我和另外五个老乡被扔在国际城的一间隔板房里，身上加起来不到三千块人民币。
那五天我差点把迪拜的每一寸柏油路都踩烂了。
第六天我找到了唐人街后面的一个福建同乡会，里面一个开超市的大姐收留了我，让我在她店里搬货，一个月两千迪拉姆，住仓库隔间。仓库里没有空调，七月份的迪拜四十五度，我每天晚上躺在纸板上像一条被煎的鱼，翻来覆去到天亮。
干了三个月，我终于把护照补办出来了，也拿到了一年的工作签。超市大姐跟我说，小陈啊，你这样不行，你得去跑出租，这边开出租的中国人不少，挣得比搬货多。
我考了RTA的驾照和牌照，前后折腾了快两个月。拿到运营许可那天，我在德拉的出租车站旁边买了一份十迪拉姆的shawarma，坐在路沿石上吃完，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鸡肉卷。
然后哈桑就找到了我。
他说他观察我好几天了，觉得我这人老实，想把他那辆凯美瑞转给我。他说这车在他名下挂了四年，发动机刚大修过，空调制冷好得能让你在八月穿外套，只要一万五千迪拉姆。
我当时全身上下只有四千迪拉姆。
哈桑说没关系，你先付四千，剩下的每个月还两千，还完为止。他说话的时候棕色的眼睛直直看着我，胡子拉碴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诚恳。我跟他去看了那辆车，银色的车身被迪拜的太阳晒得有些褪色，右前门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划痕，车内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，后视镜上挂着一串木珠子，挡风玻璃下面塞了一本皱巴巴的古兰经。
我说行。
哈桑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力道大得我往前踉跄了一步。他说从明天开始你就是这车的主人了。他又说了一句乌尔都语，我没听懂，但旁边一个孟加拉司机翻译给我听了——真主保佑你。
我开始跑车的第一周，拉的全是德拉和布尔迪拜的短途。十迪拉姆起步价，去掉油钱和公司抽成，一天能剩个两三百块。我每天早上七点出门，晚上十点收工，中午就在车上啃一个面包。车上那串木珠子一直挂着，我也没摘过。
第二周，我拉了一个伊朗人。
那人从阿尔巴沙的mall出来，大包小包拎了七八个，后座和后备箱全塞满了。他上车就瘫在座位上，用带着浓重波斯口音的英语跟我说，兄弟，去德伊勒。我说好。路上他一直在打电话，波斯语说得又快又急，我一个字也听不懂，但从语调判断他要么在吵架要么在谈一笔很大的生意。
到了地方他付了两百迪拉姆现金，说不用找了。他下车之后，我发现后座上落了一个白色的信封。我打开看了一眼——里面是一沓钱，全是五百面额的迪拉姆，粗略数了数，大概有两万。
我那会儿脑子嗡了一下。
说句实话，两万迪拉姆相当于我两个月的流水。我把信封扣在方向盘上想了很久，想到超市大姐跟我说的话，想到哈桑那句我听不懂的乌尔都语，想到我爸从小跟我说做人要有底线。我把车掉头开回了那人下车的地方，那是一家看起来挺气派的办公楼，门口有保安，玻璃门上印着波斯文的招牌。
我在楼下等了快两个小时。
那伊朗人从楼里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愣了一下。他走到车窗旁边，我摇下车窗把信封递了出去。他看了我大概五秒钟，一句话没说，接过信封翻了翻，然后突然笑了。
他说你叫什么名字。
我说陈默。
他说陈默，你是不是傻。
我说可能吧。
他又笑了，笑得很响，引得路人都在看。他拍了拍车顶说，你明天来这个地方接我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跟我干。他说他叫法哈德，在迪拜做进出口贸易，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司机。他给我开的价格是一天一千迪拉姆，管吃不管住。
那时候我才知道，那两万迪拉姆是他故意落下的。
他说他试过至少二十个司机，我是唯一一个把钱送回来的。
从那天起，我算是在迪拜真正站住了脚。
法哈德的生意做得很杂，大到建筑材料，小到藏红花和干果，什么都倒腾。他每天跑的地方多得离谱——杰贝阿里港、阿维尔水果市场、龙城、各个自贸区的仓库。我开着他那辆黑色雷克萨斯LX570在迪拜的各条高速上来回穿梭，从谢赫扎耶德路到阿联酋路，从E11到E311，半年下来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迪拜的路网图。
法哈德对我确实不错。除了每天一千的固定工资，每次跑成一笔大单子他还额外给我包红包。他不让我叫他老板，让我叫他哥。他说在波斯人的传统里，经得起考验的朋友就是兄弟。
我跟着他跑了一年多，攒了大概三十多万迪拉姆。我把哈桑那辆凯美瑞的尾款全部还清了，把车挂靠到了一个出租车公司下面，雇了一个巴基斯坦小伙子帮我开夜班。超市大姐那边我也经常回去看看，每次去都买一堆东西，她总说小陈你乱花钱，我说姐，这钱花得我心里舒坦。
然后我遇到了玛丽亚姆。
那天法哈德让我去迪拜码头接一个人，说是他远房表妹，刚从设拉子过来，在迪拜大学念研究生。我到的时候码头的晚霞正铺在海面上，那些高楼的玻璃幕墙被染成一片金红，码头上停满了白色的游艇，空气里有海水的咸味和不知道哪儿飘来的香料味。
她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站在洲际酒店门口。
穿一件深蓝色的长袍，头上裹着浅灰色的头巾，但不是那种蒙得严严实实的——她头巾下面露出几缕深棕色的卷发，衬得她的脸格外白皙。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周围的豪车、游客、喧闹像跟她没关系一样。
我下车帮她拎箱子，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礼貌的距离感，但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，像是在忍着笑意。我当时不明白她在笑什么，后来她跟我说，她那天看到我穿了一件印着"福州海鲜"中文字样的T恤，觉得这个中国人太有意思了。
一路上她坐在后座几乎没说话，偶尔回答几个法哈德打来的电话，用的是波斯语，声音很轻但很好听。我从后视镜偷偷看了她一眼，正好对上她的目光，她很快移开了视线。
送她到法哈德安排的公寓之后，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
但是法哈德第二天打电话说，陈默，我表妹刚来迪拜不熟悉路，你以后负责接送她上下学。我说好。他又说，你别打她主意啊，我们家教很严的。我说法哈德哥你想多了。
我真的想多了吗。
我后来问过自己无数遍这个问题。
玛丽亚姆每周二周四下午有课，其他时间在图书馆。她说她学的是建筑学，最喜欢研究伊斯兰传统建筑里的几何图案。她说起那些穹顶、拱廊、马赛克的时候眼睛会亮起来，声音会不自觉地提高一点，手势会变多，整个人像一盏突然被人调亮了亮度的灯。
我慢慢开始期待每周的那几次接送。
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非分之想——至少当时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——是因为跟她聊天让我觉得迪拜这个城市突然有了温度。之前我看这座城市看到的是路网、距离、油价和停车费，她让我看到了那些建筑上的花纹、老城区巷子里的光影、清真寺圆顶在不同光线下折射出的色彩。
有一天她突然问我，陈默，你想过回国吗。
那天下着雨，迪拜一年下不了几次雨，一下就是瓢泼的。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扫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我握着方向盘想了很久，说想是想过，但不知道回去干什么。
她说她也不想回伊朗。她说德黑兰的空气不好，但更让她喘不过气的是别的东西。她说到这里就没有再往下说了。
那天晚上我回到住处躺在床上，天花板上有一个水渍，形状像一个不规则的地图。我盯着那个水渍看了很久，脑子里全是玛丽亚姆说话的样子。
我想我大概是从那天开始完蛋的。
两个月之后，法哈德让我送一批货去沙迦。路上玛丽亚姆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问我在不在忙。我说在开车。她说那你注意安全。就这么两句话，我来回看了好几遍。我把车靠边停在加油站的阴凉处，给她回了一句——明天你下课我去接你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她回了一个波斯文单词，后来我查了，那个词的意思是"好"。
我带她去的是迪拜河旁边的一家伊朗餐厅，不大，藏在巴斯塔基亚老城区的一条窄巷子里。院子里的墙是风塔泥墙，头顶拉了几串灯，光线昏黄但很舒服。桌上铺着波斯风格的桌布，摆了一小瓶新鲜的薄荷。她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愣了一下，说你怎么找到这里的。我说我问了二十个伊朗人。
她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头巾滑下来一点她也没有注意到。
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。她跟我讲设拉子的石榴园，讲她小时候爬上去偷摘邻居家桑葚被追了三条街，讲她奶奶做的藏红花冰淇淋有多好吃。我听得很认真，不是因为故事本身多精彩，是因为她讲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。
结账的时候我问她，你家里人对你以后的安排是什么。
她的表情暗了一瞬。
她说她父亲在设拉子给她订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当地一个毛拉的儿子，在库姆神学院念书。她来迪拜念书是她给自己争取的最后一点时间，等到硕士毕业她就要回去结婚。
我沉默了很久。
迪拜河上有一艘木制的独桅帆船缓缓驶过，船身上挂着的彩灯在水面上投下碎碎的倒影。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声悠悠地荡过来，整座城市被笼罩在一种琥珀色的暮光里。
我说那你自己想不想。
她没有回答我。
但是她在桌子下面握住了我的手。
她的手很凉，指节纤细，握的力道却很紧。我没有抽手，也没有反握回去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感受着她指尖传来的温度和微微的颤抖。那一刻我觉得迪拜河的河水声、远处的宣礼声、盘子碰撞的叮当声全都消失了，全世界只剩下我手掌里那几根纤细而冰凉的指头。
那天送她回去的路上，她坐在副驾驶，没说话，但也没再戴头巾。深棕色的卷发散在肩膀上，车窗外的灯光一道一道地滑过她的脸，忽明忽暗。
到她公寓楼下的时候，她突然说了一句。
陈默，你知道伊朗女孩不能嫁非穆斯林吗。
我说我知道。
她说那你还对我这么好。
我说我对你好跟你嫁不嫁给我没关系。
她没再说话，推开车门走了。
那一晚我失眠了。迪拜十一月的夜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，带着沙漠干燥而微凉的气息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把玛丽亚姆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。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——我不管。
后面的两个月，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，洗个冷水澡，刮干净胡子，把车擦得锃亮去接她。礼拜五银行放假，我就带她去阿维尔的水果市场，她喜欢闻那些堆成山的芒果和石榴的味道。她说那种味道让她想起设拉子秋天的巴扎，她爷爷牵着她的手穿过那些香料摊位，空气里满是姜黄和肉桂的香气。
有一天晚上她发来消息，说她妹妹要来迪拜了。
我问什么妹妹。
她说她有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妹妹叫娜欣，在德黑兰大学念计算机，因为受不了父亲安排的相亲，跑到迪拜来投奔她。
我问她妹妹的性格跟你像不像。
她回了两个字——完全不像。
第二天我就见识到了什么叫完全不像。
玛丽亚姆接到妹妹之后让我去机场接她们。我到了出发层，先看到玛丽亚姆站在路边，然后看到她旁边站着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白色短T恤的女孩，一头染成浅棕色的长发，耳朵上挂着两个大圈耳环，嚼着口香糖，正在对着手机屏幕补口红。
这就是娜欣。
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英文说的——So you're the Chinese guy my sister won't shut up about.
玛丽亚姆的脸一下子红了，用波斯语急促地说了几句什么，像是在骂她。娜欣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，绕到副驾驶开门就坐了进去，把玛丽亚姆留在后座。
一路上娜欣的嘴就没停过。
她问我在迪拜几年了，开出租车挣不挣钱，有没有女朋友，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，中国男人是不是都很大男子主义，能不能教她说中文，听说中文很难学，但是她会说三门外语所以应该也没问题，对了你能不能带我去龙城买手机壳，迪拜的mall太贵了都是坑外国人的，你在迪拜有没有房子租金多少——
我头都大了。
玛丽亚姆在后座一脸无奈地看着后视镜里的我，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她做了个口型，大意是"我说了吧"。
但说实话，虽然娜欣叽叽喳喳得像个停不下来的收音机，她不招人烦。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坦率和不设防，笑起来牙齿很白，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，情绪全写在脸上，不高兴了就噘嘴，高兴了就手舞足蹈。
我先把她们送回公寓，娜欣下车的时候回头冲我眨了眨眼。
嘿，中国男孩，明天带我去海边呗。
玛丽亚姆推了她一把，两个人打打闹闹地进了公寓的玻璃门。我坐在车里看着她们的背影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笑容意味着什么。
但我当时真的一点也不知道。
娜欣来了以后，我的生活从单声道变成了环绕立体声。她不像玛丽亚姆那样安静内敛，她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想去哪就去哪。她来迪拜的第一个星期就让我带着她们跑遍了所有网红打卡点——棕榈岛的亚特兰蒂斯、帆船酒店外面的公共海滩、阿尔塞夫老城区的星巴克、未来博物馆门口那个巨大的银色椭圆框架。
每到一个地方，娜欣就拉着玛丽亚姆拍无数张照片。玛丽亚姆一开始还端着，后来被她妹妹感染了，也逐渐放开了，两个人摆各种夸张的姿势，笑声在海风里飘得很远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偶尔帮她们按一下快门，偶尔被娜欣硬拽进镜头里。
有一次在朱美拉海滩，夕阳把整片海水染成了熔岩的颜色，娜欣突然脱了鞋跑进浪里，回头冲我们喊——过来啊你们俩！
玛丽亚姆犹豫了一下，也脱了凉鞋跟了上去。
我一个人站在沙滩上，看着两个伊朗女孩在齐膝的海水里互相泼水，裙摆湿了一大半，头巾也掉了，头发在风里散开，笑声清脆得像碎掉的玻璃糖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迪拜不是一座用钢铁和玻璃堆起来的城市，而是一个切面万花筒，每一面都折射出不一样的色彩。
那个傍晚，娜欣玩累了，三个人坐在沙滩上吃我从路边买的烤玉米。娜欣啃得满嘴都是，玛丽亚姆掏纸巾给她擦，她躲来躲去不肯配合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娜欣瞪我一眼，说你笑什么笑，然后把自己啃了一半的玉米塞到我手里，说你尝尝，比你们中国的烤串还好吃。
我下意识地接过来咬了一口。
玛丽亚姆的动作突然顿住了，目光在我和娜欣之间来回扫了一下，然后垂下了眼睛。那个瞬间很短暂，快到我几乎没有捕捉到。但那个画面后来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像一个被反复暂停和回放的镜头，每一次回放我心里就多一层说不清的滋味。
法哈德有一天找我谈话。
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，泡了红茶，加了糖和藏红花，这是波斯人待客的最高规格。我端着那杯茶，心里大概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他说陈默，我把你当兄弟。
我说我知道。
他说所以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两个表妹，你不能这样下去。
我说我没怎样。
法哈德放下茶杯，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。他说玛丽亚姆看你的眼神不对，娜欣看你的眼神也不对。你跟她们走得太近了，这不是好事。你懂我说的意思。
我说法哈德哥，我不会做任何让你难做的事情。
法哈德叹了口气。他说不是让我难不难做的问题，是我舅舅一家在设拉子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家族里上百号人，传统观念很重。玛丽亚姆的亲事是早就定下来的，如果传出去她在迪拜跟一个中国男人不清不楚，她在伊朗就没法做人了。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我说那娜欣呢。
法哈德愣了一下，然后突然笑了。那是一种很复杂的笑，里面有点无奈、有点欣赏，还有点男人之间才懂的意思。他说你这个小子，我只告诉你玛丽亚姆的事，你倒是直接问起了娜欣。
他没回答我，端起茶喝了一口，说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那天晚上，我开着车在谢赫扎耶德路上漫无目的地兜圈子。迪拜的夜景像一张被灯带勾勒出来的立体地图，哈利法塔孤零零地耸在远处，像一根戳破夜空的银色针。我开了很久的车，最后停在了朱美拉清真寺外面的停车场里，熄了火，摇下车窗，听着远处传来的晚祷声。
清真寺的白色穹顶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。
我脑子里很乱。
玛丽亚姆安静、温柔、有分寸，她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，让人安心。娜欣热烈、鲜亮、不管不顾，她像一杯加了冰的烈酒，让人心跳加速。我明明先认识的是玛丽亚姆，明明先动心的也是她，但娜欣像一颗突然闯进轨道里的彗星，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。
更要命的是，我隐隐觉得她们姐妹之间也在发生着什么微妙的变化。
有一次我送她们回家，娜欣照例抢了副驾驶。玛丽亚姆坐在后座，一路上安静得过分。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一直在看窗外，但她的视线偶尔会从前排两个人之间穿过，那种眼神不是愤怒，不是嫉妒，是一种很深的、让人看不透的东西。
还有一次娜欣问我能不能教她做中国菜。我说你会做菜吗，她说不会啊，所以你教我。我把车开到了国际城后面的中国超市，买了几包调料和一块五花肉，带着姐妹俩去了我的住处——那时候我已经从仓库隔间搬出来了，在德拉租了一间小公寓，三十多平方，但至少有空调和一张真正的床。
那是我第一次招待她们到我住的地方。
娜欣一进门就到处翻，翻我的冰箱、翻我的衣柜、翻我床头那几本破旧的武侠小说。她说你们中国人看的书好奇怪，为什么这些人都会飞。玛丽亚姆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我挂在墙上的一张福州老家的照片，那是我临走前用手机拍的，照片里是一条窄窄的巷子，两边是老旧的骑楼，晾衣杆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。
她说陈默，你老家很漂亮。
我说那条巷子现在已经被拆了，建成了高层住宅楼，照片里的东西全没了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但那个眼神里的东西我读懂了。那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——我们都来自一个正在消失的过去。
我做了红烧肉、西红柿炒蛋、酸辣白菜。材料有限，做得也不正宗，但两个伊朗女孩吃得赞不绝口。娜欣吃了三碗米饭，吃得嘴唇油亮亮的，说你们中国人天天吃得这么好，难怪你不想回去。玛丽亚姆吃得很斯文，但筷子一直没停过。
吃完饭娜欣抢着洗碗，结果砸了我一个杯子。她说sorrysorry，我给你赔一个，我知道龙城有一家店卖很好看的玻璃杯。我说算了，一个杯子而已。她说不，就要赔。
玛丽亚姆在旁边看着我们拌嘴，嘴角有一个很淡很淡的笑。
她突然说了一句话。
她说陈默，你知道我和娜欣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。
我说什么。
她说娜欣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她会直接伸手去拿。
这句话说完，厨房里只剩下水龙头哗哗的声音。娜欣背对着我们，洗碗的动作停了一秒钟，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搓盘子。
我站在客厅中间，突然觉得这间小小的公寓里充满了某种看不见的张力，像暴风雨来临前的空气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那个晚上她们走了之后，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把电视打开又关上，打开又关上。手机屏幕亮了好几次，是娜欣发来的消息，问我家里的wifi密码是多少——她说她连上了邻居的网，但是太慢了，下次来要用我家的网追剧。
我没回。
我不知道怎么回。
我想起玛丽亚姆说的那句话——娜欣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她会直接伸手去拿。
那我呢。
我想要的是什么。
十二月到了，迪拜进入了最舒服的季节。白天的温度降到二十多度，晚上甚至要穿一件薄外套。法哈德的生意进入了旺季，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往返于各大自贸区和港口之间，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
即便如此，我每周还是尽量挤出时间去接送玛丽亚姆，有时候娜欣也跟着。我们三个人的相处模式逐渐固定下来——娜欣负责说，玛丽亚姆负责听，我负责笑。看起来很和谐，但我知道这层和谐下面有暗流在涌动。
转折发生在十二月十七号。
那天是玛丽亚姆的生日。法哈德在一家伊朗餐厅订了个包间，叫了十几个朋友庆祝。玛利亚姆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连衣裙，头发难得地完全散开，画了淡妆，整个人像一朵安静绽开的睡莲。娜欣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衣配黑色的阔腿裤，嘴上涂了正红色的口红，坐在角落里跟法哈德的几个朋友聊得热火朝天。
法哈德带了几瓶无酒精的啤酒——在伊朗人的聚会上这是标配，因为他们不喝酒精饮料，但又要有个仪式感。大家举杯祝玛丽亚姆生日快乐，她微微低头笑了一下，耳朵有点红，那个样子让我的心跳漏了半拍。
然后娜欣端着杯子站了起来。
她说姐，我敬你。谢谢你从小到大什么都让着我。
这句话听起来是感谢，但语气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尖锐。包间里的气氛微妙地变了，几个敏感的客人停下手里的刀叉互相看了一眼。玛丽亚姆的笑容没有变，但她握杯子的手紧了紧。
她说娜欣，你别闹。
娜欣笑了一下，把杯子里的饮料一饮而尽。她说我没闹啊，我说的是实话。
法哈德赶紧打圆场，吆喝服务员上主菜。音乐重新响起来，大家又开始说说笑笑，仿佛刚才那一幕没有发生过。但我注意到玛丽亚姆的好心情已经没有了，她坐在那里安静地切着盘子里的羊排，刀叉在瓷盘上发出轻微的声响，眼神不知道落在哪里。
散场的时候我主动提出送她们回去。
一路上车里的安静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娜欣靠在副驾驶的窗边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，一反常态地沉默。玛丽亚姆在后座闭着眼睛，不知道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装睡。
到了公寓楼下，娜欣先下了车，头也不回地进了楼。玛丽亚姆慢慢解开安全带，迟疑了一下，没动。
我说生日快乐。
她说谢谢。
沉默了几秒。
我说你今天不太开心。
她摇了摇头，声音很轻。她说不是因为娜欣的话。她顿了顿，又说，是因为今天我爸打了电话，说让我春节回去把婚事定下来。他说再拖下去对方家里要有意见了。
我的手握在方向盘上握得很紧，指关节发白。
我说你打算怎么办。
她说我不知道。
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呼吸困难的事情。
她从前排两个座位中间探过身来，在我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。那个吻很轻很轻，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，几乎没有重量，但激起了一圈一圈扩散不息的涟漪。
她什么也没说，推开车门走了。
我坐在车里，脸颊上那一小块皮肤持续散发着温热，像被一小片火苗舔过。我看着公寓楼的灯光一层一层亮起来，看到她住的那一层的窗帘后面亮起了一盏暖黄色的台灯，然后一个人影在窗帘后面站了很久。
那晚我在车里坐到凌晨三点。
凌晨三点十七分，我的手机亮了。娜欣发来消息。
"你能开车带我去海边吗，我睡不着。"
我想拒绝。
但我没有。
我开车回到她们公寓楼下，娜欣已经等在门口了。她换了一身运动服，头发随意扎了个马尾，没化妆，眼眶有点红。她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的时候带进来一股沐浴露的香味，是那种便宜的花香型沐浴露，超市货架上最普通的那种。
一路上谁都没说话。
到了朱美拉海边，我停车熄火，两个人走到沙滩上坐着。凌晨的海风有点凉，卷着细沙打在脸上微微发疼。远处的帆船酒店灯火通明，像一个巨大的发光贝壳搁浅在海岸线上。
娜欣抱着膝盖，下巴搁在膝盖上，盯着漆黑的海面看了很久。
突然说了一句。
你喜欢我姐。
不是问句，是陈述句。
我没说话。
她又说我也喜欢你。
她的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海水挺凉的。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。
潮水一浪一浪地涌上来又退下去，沙滩上的贝壳碎片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像散落了一地的碎银子。远处的棕榈岛轮廓朦胧，灯光像一串串金色的珠链挂在天际线上。我坐在两个伊朗女孩之间的沉默里，觉得整个波斯湾的海水都涌进了我的胸腔，又咸又涩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我说娜欣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。
她说我知道。
她又说但是我不在乎。
她转过头看着我，月光下她的眼睛很亮，里面有一种让我心惊的东西。那种东西不是温柔，不是羞涩，而是一种"我知道后果但我还是要做"的决绝。
她说陈默，我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——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伸手去拿，什么都不会是你的。我姐姐是个好人，她太好了，她好到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意伤害任何人。但我不一样。我想要的我就去拿。
我说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拿就拿的。你姐姐的亲事是你爸定的，你们家的规矩、宗教、传统，这些东西你拿什么去对抗。
她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笑了。
她说你怕了。
我说对，我怕了。
怕的不是你们家那上百号亲戚，甚至不是得罪法哈德。我怕的是你们姐妹两个因为我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你觉得你姐会不知道你的心思？她什么都知道，但她什么都不说，她要当那个让着你的好姐姐——你就没想过这份忍让对她来说有多重？
娜欣的表情终于变了。
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下巴微微扬起，那是她要哭之前的倔强——不肯让眼泪掉下来，但眼眶已经红了一圈。
她过身去不再看我，背对着我，肩膀微微发抖。海浪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响，一阵一阵地冲刷着沙滩。
过了很久，她开口了，声音哑哑的。
你答应我一件事。
你说。
你娶我姐。
我愣住了。
她转过身来，眼神意外的平静，刚才的泪光已经干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下定决心的清晰。
她说我爸逼她回去结婚，那个毛拉的儿子她见都没见过。她说她每次跟我视频都会提到你，提你的名字，嘴里念叨着陈默这个人，说你多好多好，说你在迪拜怎么照顾她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心里那个人是谁？我不来迪拜之前就知道了。我不来，是因为家里都盼着我姐嫁给那个神学院的人，指望她给家里挣面子。我来了，是想亲眼看看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中国男人，能让我姐姐这样的人——她可从来不违抗爸的话——动了不回去的念头。
她顿了顿，深呼吸了一下。
现在我看清楚了。
她又说，所以，你娶她。我帮她抢，我来闹，老头子的火气我顶着。反正我在他眼里早就是那个不听话的，多背一件事对我来说无所谓。但是她不一样，我姐不能背上私奔或者悔婚的名声，她在伊朗会过不下去。但如果我们光明正大地让你提亲——虽然你是个中国人，但至少是明媒正娶——我爸就算再生气，面子上还有个说头。
我沉默了很久。
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。迪拜的家庭法遵循伊斯兰教法，一个男性穆斯林可以娶非穆斯林女性，但女性穆斯林嫁非穆斯林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，除非男方皈依。
她说我知道。
我说那你让我怎么办。
她说陈默，你有时候聪明得很，有时候怎么这么笨。法哈德表哥是做什么的你忘了？他连酋长国海关的人都能搞定，户籍和身份的事情对他来说又是多大的事。至于宗教，你以为在迪拜这种事操作不了？沙迦、阿治曼、拉斯海马，那么多自由区，总有一个地方的法律能给我们钻出缝隙来。
她说完这些站起身来，拍拍身上的沙子，给了我一个居高临下的眼神。
我反正把话撂这儿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做不做随你。
她转身往停车的方向走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头也没回，声音被海风吹散了一半。
我姐不让我告诉你。她今晚亲你那一下，是抱着告别的心态亲的。她打算下个月就飞回德黑兰，把自己活埋在那桩婚事里。她那个人就是这样，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
这次真的走了。
我坐在沙滩上，看着天边露出第一丝灰白色。波斯湾的日出非常安静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朝霞，海水的颜色从墨黑变成深蓝再变成浅灰，然后忽然之间太阳就跳出了海平面，把一个金色的早晨甩在迪拜的天际线上。
我脑子里反复转着娜欣那句话——她打算下个月就飞回德黑兰，把自己活埋在那桩婚事里。
我拿出手机给法哈德打了个电话。
法哈德哥，出来吃个早饭，有事跟你谈。
他那头沉默了两秒。行，老地方。
老地方是德拉河边一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茶馆，卖两迪拉姆一杯的karak茶和现炸的萨摩萨。我比法哈德早到，先要了两杯茶，坐在塑料椅子上看着河道里的单桅船发呆。清晨的迪拜河有一股鱼腥混合着柴油的味道，海鸥在桅杆之间穿来穿去。
法哈德到的时候头发还是乱的，显然刚起床。他坐下来灌了半杯茶，然后看着我。
说吧。
我把沙滩上的对话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。法哈德听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，长到我以为他要起身走人。
他最后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。
他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
他说娜欣那丫头，从小就是个炸弹。她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就敢一个人跑到巴扎去，全家出动找了大半天，最后发现她坐在一个卖糖果的摊子前面跟摊主聊得正欢，人家白给了她一把糖。她这辈子就没按过规矩出牌。玛丽亚姆正好相反，乖得让人心疼，什么事情都往心里藏，从来不给人添麻烦。小时候娜欣把邻居玻璃砸了，是玛丽亚姆去道的歉。娜欣考试不及格，也是玛丽亚姆冒充家长去签的字。
说到这里法哈德叹了口气。
他说陈默，伊朗跟中国不一样。在中国你想娶谁，两个人看对眼了就行，顶多家里吵几架。在伊朗，尤其是在设拉子那种传统家庭，婚姻是家族的事，不是个人的事。我舅舅要是知道他两个女儿在迪拜跟同一个中国男人搅在一起，他的反应会比你想象的激烈得多。
我说我知道。
但你说想让我娶玛丽亚姆，这事儿不是完全没可能。前面说的法律和宗教门槛，在迪拜不是搬不动的大山，钱和人脉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。关键在于两点。第一，玛丽亚姆自己必须愿意。第二，必须有人去说服我舅舅——而这个说服他的人，得在家族里有分量。
谁？
我舅舅最怕的人，是我妈。
我妈在家里排行老大，从小把这个弟弟带大，供他念书。我舅舅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我姐那张嘴。我妈最疼的就是玛丽亚姆，她之前听说要把玛丽亚姆嫁给毛拉的儿子就骂過我舅舅，说他不把女儿当人。
他又喝了一口茶，然后站起身来说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
我等了三天。
那三天我没敢联系姐妹俩中的任何一个。我把车开上街，拉了几个散客，在迪拜的街巷里漫无目的地转悠，试图让自己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但越是刻意不想，脑子里就越是翻江倒海。
第三天傍晚，法哈德打来了电话。
搞定。
就这么两个字。
他说我妈给舅舅打了电话，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——老太太不肯跟我复述。反正结果是，舅舅同意让玛丽亚姆自己决定，但提出了几个条件。第一，男方必须光明正大地去设拉子登门提亲。第二，男方必须皈依伊斯兰教。第三，彩礼和婚礼要按照伊朗传统来办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是——他同时要求娜欣也必须嫁给一个穆斯林，而且必须是伊朗人。
头三条我心里都有准备，第四条让我愣住了。
我说娜欣呢，她知道吗。
法哈德沉默了一会儿。她知道了。她说她自己的事情自己看着办，让我舅舅少操那份闲心。
当天晚上我去了她们公寓。
开门的是娜欣。她看了我一眼，侧身让开门口，朝玛丽亚姆的房间努了努嘴。我走到玛丽亚姆的房间门口，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声轻轻的请进。
她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开一本建筑学的专业书，台灯的光打在她脸上，睫毛的阴影落在颧骨上。她看到是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
我拉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，把法哈德跟我说的事原封不动地讲了一遍。我讲得很慢，很详细，每一个条件都说得清清楚楚。她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，但没有哭，手指一直捏着那本专业书的一角，捏得指节发白。
我说玛丽亚姆，我现在问你，就现在，就我们两个人。抛开你爸的条件，抛开你妹妹，抛开一切别的因素——你愿意吗。
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，一颗一颗地砸在翻开的书页上，把上面的阿拉伯文字晕开了一圈一圈的水渍。
她点了点头。
声音很小，但很坚定。
她说，我愿意。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整个迪拜都安静了。窗外谢赫扎耶德路上川流不息的车灯被隔音玻璃屏蔽了声响，只剩下沉默的光带在流动。我伸手擦掉她脸上的眼泪，手指碰到她皮肤的一瞬间，她闭上了眼睛，像是终于可以把身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。
第二天开始，事情开始以一种让我猝不及防的速度推进。
法哈德动用了他在迪拜政府层面的所有关系，帮我办理入教手续。我去了迪拜宗教事务局，在一间铺着绿色地毯、墙上挂着阿拉伯文书法的小房间里完成了皈依仪式。伊玛目念一句我跟一句，那些阿拉伯语的音节对我来说完全陌生，但每一个字我都念得很认真。结束之后伊玛目握了握我的手，用英文说欢迎你，兄弟。
改信伊斯兰教这件事，我在心里盘桓了很久。说没有挣扎是假的。我从小在福州长大，过年拜祖宗、清明烧纸钱，骨子里是一个标准的闽南人。但我想通了一件事：信仰不是用来讨价还价的，也不是为了娶妻临时找的跳板。我既然做了这个选择，就要真心实意地去理解和尊重。玛丽亚姆从来没有要求我改信，是她父亲提的条件，而她父亲提这个条件的本意也不是刁难——如果真想刁难，提什么条件都可以——他是要给自己一个台阶，一个对家族亲友交代得过去的说法。
法哈德跟我说，陈默，你不要觉得委屈。没有一个伊朗父亲会轻易把女儿嫁给一个非穆斯林，这跟歧视没关系，这是文化。他愿意给你这个台阶，已经是我妈的口才和我舅的让步。
我说我知道。
接下来就是彩礼和提亲的事。法哈德帮我列了一份清单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波斯文，他一条一条翻译给我听。伊朗的聘礼传统上包括金币、布料、首饰、一个完整的家当——从锅碗瓢盆到地毯家具。嫁妆的高潮部分叫"mahr"，是一笔法律上属于女方的财产，通常以金币计算，写在婚姻合同里，一旦离婚男方必须支付。
法哈德说按设拉子的标准，你这个条件，mahr少说也得一百五十枚金币，折合市价大概二三十万迪拉姆，你准备好了没有。
我算了算自己这两年攒的钱，加上之前替法哈德跑生意攒下的那些额外收入，大概有四十多万迪拉姆，勉强够用，但会很紧。我说准备好了。
法哈德看了我一眼，眼光里有赞许。他说我舅舅那人死要面子，你到时候去了设拉子，阵势越大越好，别让人看轻了。
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我在迪拜和设拉子之间来回奔波。
第一次去设拉子是在一月底，伊朗的冬天冷得让我这个福建人怀疑人生。设拉子的街道两旁种满了光秃秃的梧桐树，空气里有雪和煤烟混合的味道。法哈德的舅舅——我该改口叫他"岳父"了，但当时还没到那个份上——住在设拉子老城区的一栋三层楼房里，外墙贴着暗红色的瓷砖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，冬天没有叶子，光秃秃的枝条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实。
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登的门。
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剧本，法哈德和他的妈妈——也就是玛丽亚姆的姑妈——陪我一起去。老太太六十多岁，胖墩墩的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说话中气十足。她走进弟弟家的院子的时候，气场直接把前来开门的舅妈给碾压了。她往客厅的波斯地毯上一坐，茶还没上来就开始训人。
她说侯赛因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中国人我见过了，小伙子实诚，有手艺，在迪拜挣的是干干净净的钱。你把玛丽亚姆嫁给那个库姆的神学生，你自己摸着良心说，你是真心为了女儿好还是为了在清真寺里有面子？她把这段波斯语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差点给她鼓掌。
谈判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。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，中间上了三次茶、两轮水果、一顿晚饭。侯赛因先生——我后来的岳父——坐在客厅正中央的扶手椅上，从头到尾表情严肃。他问了我很多问题，通过法哈德翻译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你父亲做什么的？你在迪拜的收入稳定吗？你对伊斯兰教了解多少？你打算以后在伊朗还是迪拜生活？
我一个一个地回答。说到我父亲已经过世的时候，他的眉头动了一下——伊朗人对家庭关系极其看重，尤其是孝道。说到我在迪拜的收入时法哈德帮我补充了一大段，说我是他最信任的司机，帮了他多少忙，挣了多少大单子。侯赛因先生的眉头松了一点。
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永远忘不了的话。
他说我不喜欢你。
停顿。
但是我女儿喜欢你。我姐姐站你这边。所以我不会拦着。但你给我记着——你要是让她受半点委屈，设拉子到迪拜的距离对你来说绝对不是问题，明白吗。
我说我明白。
然后是娜欣的事。
按照侯赛因先生的条件，玛丽亚姆的婚事他可以松口，但娜欣必须嫁伊朗人。娜欣的反应比我想象的激烈得多。那天我和玛丽亚姆从伊朗回到迪拜，娜欣在机场接我们。一上车她就开始说，说她爸给她安排了一个在德黑兰的远程相亲对象，她跟对方聊了十分钟就拉黑了，说那人在库姆念经学院，开口第三句话就是"女人应该顺从丈夫"，她直接回了句"你去顺从你的骆驼吧"。
玛丽亚姆哭笑不得，说你这样爸会更生气的。
娜欣说我管他生不生气，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。
车里安静了几秒。然后娜欣忽然笑了，笑得很狡猾。
就他能提条件？我也提。你跟陈默结婚，我就搬到你们隔壁去住。我就在迪拜找个工作，挣自己的钱，过自己的日子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
她顿了顿，声音忽然低了下去。
反正我也不想嫁别人。
那句话说得很轻，但我听见了。玛丽亚姆也听见了。车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稠，三个人各怀心事，谁也没再开口。
二月十四号，情人节，不是我们刻意选的——那天刚好是伊斯兰历的一个良辰吉日，玛丽亚姆的姑妈翻了好几天日历定下来的日子。我们在迪拜宗教法庭签了婚姻合同。法官是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老者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每一个波斯文条款都让法哈德翻译成英文给我听。玛丽亚姆坐在我旁边，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裙，头上裹着象牙色的丝巾，化了很淡很淡的妆，嘴角一直有一个安静的笑。
签完字的那一刻，法官说了一句什么，法哈德翻给我听——愿真主赐福你们的结合。
玛丽亚姆抬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泪光，但脸上的笑容比波斯湾的任何一次日出都好看。我握住了她的手，这一次终于不用偷偷摸摸，不用担心任何人的目光。
婚礼的酒席是在德拉的一家伊朗餐厅办的，就在迪拜河边。来的客人不多，法哈德和他的几个朋友，玛丽亚姆的几个同学，再加上超市大姐和她老公。加起来不到三十个人，但气氛很好。娜欣是伴娘，穿了一条金黄色的裙子，头上戴了一朵红色的花，整张脸都在发光。她帮玛丽亚姆端茶倒水，招呼客人，忙前忙后，笑容一直挂在脸上。
但我注意到她在没人注意的间隙里，一个人站在餐厅外面的阳台上，对着迪拜河的夜色发呆。我端了一杯果汁走过去递给她。
她说恭喜你啊，姐夫。
"姐夫"两个字她咬得很重，像是在刻意提醒自己什么。
我说谢谢你，娜欣。
她过身来，月光照在她脸上，表情出奇地平静。她说不用谢我。我帮我姐做的决定，我会负责到底。你好好对她，少让她掉一滴眼泪，否则我一个人就能让你在迪拜混不下去。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半真半假，但我心里明白，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
婚礼之后的第二天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是国内打来的，我堂哥。他语气很急，说我爸的弟弟——也就是我叔叔——脑溢血住院了，情况不太好。叔叔从小对我很好，我爸走得早，很多男人该教的东西都是叔叔代劳的。堂哥说医生说可能撑不了多久，让我能回去就赶紧回去一趟。
我把事情跟玛丽亚姆说了。她二话不说就帮我收拾行李，说你去吧，别担心这边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娜欣在旁边说，你安心回去，迪拜的事有法哈德和我顶着。
我订了最快的航班，从迪拜飞广州，再从广州转机到福州。走之前我把出租车的运营交给了那个巴基斯坦小伙子，让他全权负责。存款和钥匙都交给了玛丽亚姆，跟她交代了所有必要的联系方式和应急措施。
我本来打算回去一个星期就返回。
谁知道这一回去就是半个月。
叔叔的病情比我预想的严重。手术做了两次，术后恢复很慢，ICU住了五天才转到普通病房。我在福州医院里陪了整整两周，每天睡陪护椅，吃得有一顿没一顿。手机的国际漫游时灵时不灵，跟玛丽亚姆的联系断断续续。
回国第四天，我终于在医院的走廊里连上了稳定的wifi，跟玛丽亚姆通了视频。她看起来状态还不错，说家里一切都好，娜欣每天上班——她在迪拜互联网城的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实习——晚上回来做饭，两个人一起守着公寓，让我别担心。
我问车队的生意怎么样，她说巴基斯坦小哥很靠谱，每天的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，钱一分没少。她还说哈桑那辆凯美瑞被她拿去做了保养，换了四个新轮胎。
我放心了。
第七天我又打了一次视频，这次玛丽亚姆的表情有点微妙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没什么，可能是迪拜天气热了，有点不舒服。娜欣在镜头外喊了一句什么，玛丽亚姆回头应了一声，然后跟我说娜欣叫我吃饭，先挂了。
第十天我再打，接电话的变成了娜欣。
她说姐在洗澡，问我有什么事。我说没什么事，就是问问情况。她说情况都好得很，让我别一天到晚打电话，跟个老妈子似的。我说行吧。她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说快了快了，叔叔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。
她的语气忽然变得认真。她说陈默，你尽量快点回来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我说怎么了。
她说没有怎么，就是迪拜六月的天太热了，热得人心烦。
挂了电话之后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娜欣说话的语气——她平时说话像机关枪，从不吞吞吐吐，但这次她每句话中间都在停顿，像是在斟酌用词。
但我当时没往深里想。叔叔快出院了，每天各种手续、结算、复查，我一头扎进这些事情里，没顾上细琢磨。
第十四天，叔叔出院，我把他送回家安顿好，给他买了三个月的药，把护工的联系方式和注意事项全部交代给婶婶。堂哥开车送我去长乐机场，我一路上都在给玛丽亚姆发消息，她回复得越来越简短，最后干脆连消息都不回了。
我以为她是在生气。
我当时还想，回去好好哄一哄就行。
从广州飞迪拜的航班是凌晨三点起飞的。我在飞机上睡了闷长的一觉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玛丽亚姆站在迪拜河边上，穿着我们婚礼那天那件白裙子，但她一直在往后退，我怎么喊她都不应，最后退到了河水里，整个人消失了。我惊醒了，后背全是冷汗，邻座一个印度大叔奇怪地看着我。
飞机落地的时候是迪拜时间早上七点。
六月迪拜的早晨已经热得让人窒息。我拖着行李箱从T3航站楼出来，拦了一辆出租车。我跟司机说的地址是德拉，我和玛丽亚姆住的那间公寓。
我那时候还很平静。我想着进门先洗个澡，然后去超市买点菜回来做顿好的，给玛丽亚姆和娜欣赔个不是——毕竟说好回去一周结果走了半个月，放鸽子放到这份上是有点过分。
公寓楼的保安是个印度老头，认识我。他看见我进来的时候表情有点古怪，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我跟他点了个头，拖着行李上了电梯。
电梯到了五楼，我走到507门口，掏钥匙。
钥匙插不进去。
我愣了一下，以为拿错了钥匙，又从包里翻了一遍。没错啊，就是这把。
我又试了一次，还是插不进去。
这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。
开门的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年轻男人，穿着背心和大裤衩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明显还没睡醒。他用阿拉伯语冲我嚷嚷了一句什么，语气不耐烦。
我说你是谁。
他用带着浓重埃及口音的英文说，你是谁啊，大清早敲什么门。
我说这是我家，你是谁。
他说你搞错了吧，我在这儿住了快一个月了。
我以为自己没睡醒还在做梦。我后退一步看了看门牌号——507，没错。
我说你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，这套房子一直是我租的。
那埃及人皱着眉头挠了挠脑袋。他说我从上个月二十号就租了，跟一个伊朗女人签的合同，半年租约，钱都付了。
我的脑子像被什么东西猛敲了一棍。
我说哪个伊朗女人。
他说一个叫什么法蒂玛的，一个什么法哈德的亲戚。
法蒂玛是法哈德母亲的名字。
我掏出手机打给玛丽亚姆。关机。打给娜欣。关机。打给法哈德——响了很久，没人接。
连打三次，第三次终于接了。接电话的不是法哈德，是一个声音陌生的男人，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，我听不太懂，勉强捕捉到几个词——不在、不知道、别再打了。
我再打给超市大姐。大姐的电话通到第五声的时候接了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刻意压低，但语气里的焦急藏不住。
大姐，到底怎么回事。
陈默你回来了？你赶紧过来一趟，来我店里。
我说大姐你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
她沉默了三秒。
小陈，你老婆跟你小姨子，出事了。
我感觉自己从里到外被浇了一盆冰水。迪拜六月的太阳透过走廊的窗户照在我身上，滚烫的，但我浑身上下都在冒冷汗。
那个埃及租客还在门口看着我，表情从警惕变成了好奇——这个亚洲人怎么站在他家门口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我没理他，拖着行李箱转身进了电梯。
超市大姐的店铺在国际城后面的一个转角处，卖中国调料、速食面和日用杂货。我到的时候店门刚开，她正蹲在地上拆一个纸箱子，看到我进来站起身，眼睛先红了半圈。
她说小陈你先坐。
我说我不坐了，大姐你说吧。
她说你回国这一个星期之后，有几个人来店里找过你。三四个男的，穿那种白色长袍，看着不像是迪拜本地人，口音带着很重的伊朗味道。他们问你是不是在这里住过，问你平时跑什么路线，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哈桑的巴基斯坦人。
我的心跳开始咚咚咚地加速，每一下都震着太阳穴。
大姐说我一看这些人来者不善，就说不知道，不认识。他们走了之后我马上给玛丽亚姆打了电话，让她小心一点。
玛丽亚姆接电话的时候语气没什么异常，说可能是我之前跑车得罪过什么人，不用太担心，她会找法哈德去了解一下。大姐说从那通电话之后她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因为玛丽亚姆的声音太平静了，平静得不正常，像是一个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人在强撑着说"一切正常"。
又过了两天，大概是六月四号还是五号，大姐记得不太清楚了——反正是下午，她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，接起来是娜欣的声音。
说到这里大姐的声音开始发抖。
娜欣在电话里说得很急，声音沙哑，像哭过。她说姐，帮我一个忙，我要离开迪拜几天，你帮我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住，等陈默回来了告诉他——告诉他不要找我们，他自己安全最重要。
大姐说你们在哪，出什么事了。
娜欣说没有时间解释了，有人要我姐回去嫁人，我爸派来的人，找到了迪拜。他们把我们住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，把证件和手机都拿走了，逼我姐马上飞回德黑兰。法哈德那边不知道被什么人施了压，电话打不通了。我带着我姐跑了，现在在一个地方躲着。
大姐问你们躲在哪里。
娜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她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挂了——等陈默回来，告诉他我对不住他，房子我退了，钱我没法还了，让他别怪我们。
电话挂断之后大姐试着回拨，那个号码已经是空号了。
我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手心里全是汗，指甲掐进肉里掐出了印子。喉咙发干，像有人在里面塞了一块烧红的煤炭。
我说大姐，她们现在在哪，你还有没有别的消息。
大姐摇了摇头。她说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消息。法哈德我也联系不上，打他手机永远是那个陌生男人接，后来干脆就关机了。我去德伊勒的那栋办公楼找过他，楼下保安说他一个多星期没出现过了。
我问他的车还在不在。
大姐说停车场里没有了，那辆黑色雷克萨斯不在了。
我在超市大姐店里坐了大半天，把整件事从头到尾理了一遍。
玛丽亚姆的父亲——我的岳父侯赛因先生——当初为什么这么快就松口答应婚事，娜欣那一通打到伊朗的长途电话到底说了什么，法哈德的妈妈在其中斡旋的时候有没有把事情的底线挑明。这些细节我以前从来没细想过，因为事情的推进太顺利了，顺得不像真的。
现在回头看，也许从一开始，侯赛因先生打的就不是让步的牌，而是缓兵之计。他需要一个台阶来维持家族颜面，同时给大女儿一场明面上的婚礼，堵住族人和邻里的嘴。但在他心里，玛丽亚姆嫁给一个中国人永远是临时的、不正常的状态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就会派人来"纠正"这个错误。
或者更糟糕的可能——他突然发现，不光大女儿没有回伊朗，连小女儿也跟这个中国人不清不楚。一个女儿的"叛逃"他可以忍气吞声，两个都陷进去，换谁当父亲都得炸。
大姐在旁边给我倒了杯水，我一口气喝下去，凉水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在胃里翻了个个儿，差点吐出来。
我从超市大姐那里出来之后，去了我所有能想到的地方。德拉的出租车站，哈桑当年等客的那个街角，那个巴基斯坦小伙子——他还在跑夜班，车保养得很好，账目确实一清二楚，我跟他聊了几句，他对玛丽亚姆和娜欣的事完全不知情。
龙城、阿维尔水果市场、巴斯塔基亚老城区的巷子、朱美拉清真寺外面的停车场、棕榈岛、帆船酒店旁边那片公共沙滩，所有我跟她们姐妹两个一起去过的、留下过记忆的地方，我都重新走了一遍。有些地方没什么变化，太阳照常升起，游客照常喧闹。有些地方连我都不敢认了，边上起了新楼或者换了招牌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我甚至去了迪拜河对岸的暮色市场，那儿的夜晚挤满了人，波斯地毯和香料的味道混在一起，很像设拉子的巴扎。我挤在人群里，盯着每一个缠头巾的年轻女孩看，看她们的身形和发色，看她们是不是我脑子里那两个影子。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看到了——那个背影，那个侧脸，那个走路的姿势——然后她们转过身来，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
我在迪拜转了整整三天。三天里我瘦了四公斤，眼眶凹下去了一层，胡子也没刮。我跟法哈德所有的朋友和手下都打听了一遍，得到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——不知道，联系不上，别问了。其中有两个人眼神闪躲，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，我知道他们知道点什么，但人家不说，我没有办法勉强。
第四天傍晚，我回到了德拉的那间公寓楼下。那个埃及租客已经不给我开门了，我就坐在楼下的台阶上，手边放着那串从哈桑的凯美瑞上取下来的木珠子，还有一张从玛丽亚姆的专业书里找到的便签纸。便签纸上写了几行波斯文，是娜欣的笔迹，后来我找人翻译了，上面写的是——如果有一天你读到这张纸，说明我成功了。姐姐不知道我写了这个。你娶了她，我很高兴。真的。她比我更需要你。至于我，不用担心，我从来都能照顾好自己。
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被翻译出来的时候，都像一把改锥插进我的胸口反复拧。
那是我在迪拜待的第二十二天。
哈桑的那辆银色凯美瑞停在路边，巴基斯坦小伙子刚刚把它擦得干干净净。车顶灯的黄色光晕在暮色里显得很柔和，反射在车身那道淡淡的划痕上——右前门，哈桑留下的烙印，跟我三年前见到它时一样清晰。
我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。方向盘还是那个方向盘，包了浆的皮套手感粗糙。后视镜上那串木珠子被娜欣换过，旧的送给了法哈德，新的珠子颜色更浅，闻起来有檀木的清香。挡风玻璃下面的古兰经也还在，边角卷起了毛边，书页里夹了一片干枯的石榴叶，谁放的我心里清楚。
我发动引擎，空调出风口涌出冷气，制冷确实好得让人能在八月穿外套。电台里在放一首阿拉伯语的流行歌曲，副歌部分的旋律不断重复，像一个人反反复复问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车开上谢赫扎耶德路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迪拜的夜景一如既往地铺展在我面前，满城灯火像一堆被打翻的宝石，哈利法塔安静地矗立在远处，激光灯在塔身上刻着一行行我看不懂的阿拉伯文字。我握着方向盘，忽然想起了玛丽亚姆问我的那个问题。
陈默，你想过回国吗。
我当时的回答是，想是想过，但不知道回去干什么。
现在我终于知道回去干什么了。
我把油门踩深了一点，车速提到了迪拜高速公路上限速的一百二十。后视镜里那些摩天大楼的轮廓一点点缩小、模糊，最后融合成一片金色的光带，在地平线上微微抖动。凯美瑞的引擎发出低沉而平稳的声响，像哈桑当年说的那样——这车认人。
它正在带我离开迪拜。
我开了整整一夜，穿过阿布扎比的沙漠公路，穿过沙特边境漫长的戈壁，穿过一片又一片没有路灯的黑暗地带。每经过一个休息站我就停下来加油、喝水、用冷水冲一把脸。加油站的灯光惨白，便利店里的咖啡寡淡如水，但我已经感觉不到疲倦了。
我需要赶在娜欣写的那张便签失效之前，找到她们。
我不知道她们在哪里，但我大概猜得到。
设拉子有一个石榴园，奶奶的房子，桑葚树，藏红花冰淇淋。那片石榴园不属于侯赛因先生——它在她奶奶名下，老太太偏疼两个孙女。设拉子的人都知道那片园子，德黑兰来的人不一定知道。更重要的是，奶奶不买任何人的账。
我的车速稳定在一百二十，车头朝向东北——那是伊朗的方向。
挡风玻璃上沾满了沙漠公路上的飞虫和细沙。
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，我越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阿巴斯港。空气从干燥变得微湿，带着海水的味道，和迪拜河清晨的风一模一样。
手机信号断了又连，连了又断。
屏幕上还留着法哈德那个再也打不通的号码，超市大姐发来的保重两个字，娜欣发的那条无线密码的旧消息。
以及玛丽亚姆最后一条语音——时间显示是我叔叔手术那晚的凌晨三点，我因为时差和疲惫没有点开，一直搁在聊天框里。
我按下播放。
她的声音很轻很远，像站在深夜的阳台上对着整座城市说话，背景里有波斯湾遥远的风声。
陈默，我不知道等你听到这段语音的时候我们还在不在一起。我爸的人到了迪拜，法哈德顶不住了，有人拿了舅舅的名义来压他。我跟娜欣商量好了，我们去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。如果——我说如果——如果我来不及当面告诉你，你自己保重，好好开车，别开太快了啊。还有，我妹让我替她说一句——她说的，欠你一个玻璃杯。
语音结束了。
我反复听了三遍，然后摘下耳机，把凯美瑞的音量旋钮拧到底，让引擎声和风声灌满整个车厢。晨光把前方的路照得越来越亮，波斯高原的轮廓远远地浮现在地平线上，像一头巨大的睡兽缓缓睁开眼睛。
里程表上的数字还在往上跳。
油箱还有大半箱。
凯美瑞的空调出风口呼呼地吹着冷风。
我握紧了方向盘，踩着油门继续往北开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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